编者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学术丛书《跨世纪学人文存》，以其纯粹的学术立场和经典性的内容受到了学术界、读书界的广泛欢迎。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何兹全、李学勤等予以了高度评价，誉之为世纪出版的一道亮丽风景，一套有思想、有理想的丛书。这套丛书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新时期以来以激情探索为群体特征的中青年学者最优秀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术成果，而且开启了对20世纪后期我国文化思想学术的系统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省思。在此新旧世纪更换之际，这是一项非常及时、值得注意的工作。为此，本报特邀约了各学科有代表性的老一辈学者进行笔谈，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深入讨论。
何兹全（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跨世纪学人文存》，选题很有意义，很有思想，很有理想。
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我读到4本，分别是阎步克、周振鹤、葛剑雄和李零四位同志的，都是40多到50多岁的人。学术上已各有成就，各领风骚，为一方面的“尖子”、“拔粹”人物。正如该丛书“出版说明”中所说的：“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
五四前后，中国学术文化界涌现出一批大师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等。他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西方近代文化，开创了近代中国新文化的高潮、巅峰。
50年代初，我曾幻想：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跟着会出现一个学术文化高潮。没有出现。出现的是“文化大革命”，连文化也不要了。后来我才觉悟：文化高潮，需要相当的活泼、轻松、自由、民主的气氛和环境。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不分、教条主义鞭子高悬的阴影下，学人们小心谨慎还怕出问题，只能跟着说，哪敢创新说！没有创新、突破，哪会有学术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环境大变。“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0年代起家的学人，思想包袱是少的，是敢于创新的。
迁到台湾的前中央研究院，曾拟设“蔡元培奖”。奖给每年全院中最好的一本书或一篇论文。在一个“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会”上，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说：“所说‘最好’，一定要是真好，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运气好也只能看到一两篇这样的好作品。”张教授说：他“可以很轻而易举的说出一百个书名或篇名来，放入那‘最好’的范畴。可是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我只能找到两篇。这就是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当然，张先生说，他只是以“一个先秦史学家”就“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出版的先秦史的文章和书”来说的。
我想，我们应该以“最好的”，有“创始性”、“突破性”来期望收入《跨世纪学人文存》的书，自然也以此来期望“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师”。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一直感觉，在世纪即将交替的当前，各个学科都有回顾总结的需要，所以学术史的研究有其特殊的价值。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以致学术史，特别是现代学术史方面的论著，现代学术著作的汇编，这几年显然多起来了。不过作为现代学术史研究热点的，主要是二十世纪前半活跃的一批学者，最晚也是在三四十年代成名的。能反映近年学术界潮流状况的，却甚罕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诸位先生，以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深刻理解，自许“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推出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尽管“填补空白”一类话已经被人用滥了，说这套书补足了现代学术史方面的一块空白，还是并非过分的。
讲到“跨世纪学人”，可能有人误会都是青春年少的俊彦。我统计《文存》已出22卷的作者，年龄最长的58岁，生于40年代的9人，50年代的12人，60年代的仅有一位。他们都有曲折的经历，丰富的学识，已任教授、研究员，是成熟的、有作为的专家学者。不管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们的学说见解，他们总是当代学术界的重要力量。《跨世纪学人文存》以自选集形式汇辑起他们的代表作，就使人们对当前学术界有了更多认识的机会。
22位学人，所受训练有异，所治学科不同，但他们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广阔的视野，于古今中外之间能求其融合贯通。于是，他们的学术便有了思想性。学术与思想本来是不好分的，没有缺乏思想的学术，也没有不学无术的思想。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首标“思潮”一义，即因此故。我们从这些位学者的论作之中，正可看出现代思潮的取向。
透过《跨世纪学人文存》，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最新篇章，也看到新世纪中国学术的前景和希望。
张世英（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打开这套丛书，首先使我强烈感到的是学人们和出版家自己对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信然。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培植跨世纪学人和促进21世纪我国学术事业之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
我国在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思想文化界群星灿烂的辉煌局面，但自此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思想受到压制，我们的思想文化和学人备遭摧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历史中的一次大解放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我们在包括学术思想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前进步伐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只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们的文化思想事业才日益走向繁荣；也正是在这样的新时期，我国学术界才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包括一些其著作尚未收入这部丛书的学者。他们大多有社会动荡中的体会和感受，他们沉潜深思，大胆探索，多有创新。相信在即将来临的下世纪初，他们会成为我国思想文化界继五四之后又一个新的灿烂辉煌局面中的群星。
这部丛书收入的学者数十人，我未及一一拜读其大作，仅就我所熟悉的哲学方面的学者如陈来、黄克剑等同志来说，他们都是我平日就经常称道的学者。他们不仅有一般中青年人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特点，而且学有功底，逻辑谨严，其著作多令我产生一种深厚成熟之感。我曾在一些场合表示过我的治学态度：我虽年逾古稀，但我仍要从老一辈的学者如已故的冯友兰、汤用彤等老师那里学功底，更要从中青年学者那里吸取新鲜空气和营养。近些年来，我除了着重读西方当代的学术论述外，还特别重视国内中青年学者的论著和思想动态，把它们视为我学术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夫学，殖也。不殖，将落。”像我这样年龄的读书人，离开了中青年学者论著的殖养，我们的思想亦将枯萎。为此，我个人也很感激这套丛书的出版。
樊骏（著名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存》所收的都是“自选集”，入选的自然是学者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成果，同时又是最能表明自己的学术志趣、最能反映他们的学术经历及其发展变化、最能凸现各人治学的心得体验的著述，即在各个方面都最能代表自己的作品。这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他们；把这些“自选集”放在一起，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建设的若干轨迹和趋势。也就是说：《文存》不仅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而且透露出不少重要的学术信息。本文就顺着这样的思路，谈点读后的感受。
以我较为熟悉的王富仁、赵园、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汪晖6位为例：他们先后从80年代初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起点，开始各自的学术生涯。近20年来，一直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作着认真深入的思考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他们各有专攻的方向和作出建树的领域，但透过各不相同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成就，仍然可以把握到内在的一致追求和共同步伐。比如：一、当他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中开始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时，最为惊讶也最感不满的是其中竟然“有这么多非学术的因素”，理论教条的束缚和学术以外的干预，使这门学科陷入严重困境。王富仁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尽管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质疑甚至无端的指责，其实都是“拨乱反正”伟大方针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贯彻，目的都在于排除三四十年代露出端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日趋严重的泛政治化倾向的干扰，让这门学科回到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上来。他们都自觉地这样做，并由此形成他们的学术工作的共同取向。二、与此同时，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内涵是不足的”。这首先指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的30多年间的文学历史，范围过于狭小，还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它缺少必要的学术积累和应有的学术规范，整体的学术水平不高；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尚未充分发育。这是它长期以来忙于配合政治斗争却疏于学术建设结下的苦果。为此，有陈平原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探讨，对学科的外延作了大的扩充。在内涵上，则着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审视发现作品文本中的思想艺术的复杂内容，尤其关注现代作家和现代社会的文化心态、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等富有历史纵深感和理论含量的课题，在开掘现代文学丰厚的思想艺术库存的同时，也显著地提高了这门学科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这既是他们共同的抱负，又是他们突出的贡献。三、执著于学术建设，并不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禁闭在小小的书房里。王富仁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斗争的漩涡之中”，他的论著字里行间也的确不时闪现出文化斗士的身影。陈思和更坚信“现代文学研究不是藏诸名山的事业，更不应该是‘避席畏闻’的逃难所”，理应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和王晓明一起推动“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即是一例。连颇有点学究气的陈平原，也声明自己决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的“自选集”中就收有“人文关怀”的专文。自称“不大关心（学术的）实用性”，渴望躲开“大大小小的舞台”，由着自己“独处”与“自语”的赵园，同样珍惜学者与“当代生活对话的机会”。处于急遽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感使他们不可能无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不作出自己经过学理思考的反应，行文也往往蕴含激情。这是他们治学的又一个共同特点。四、他们最初都从作家的个案研究入手，不久学术视野、研究课题都有大的扩展和转移，大多还跨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范围。像陈平原近年来更热心于学术史的钻研，王富仁以很大的热情作着文化战略的宏观思考，赵园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汪晖致力的“基本方法可以视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一种结合”的研究，已经步入思想史、哲学史的领域。当然，仔细考察他们的学术足迹，不难发现前后的联系和如此发展的内在原因。赵园就说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是我本人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同一方向上的延伸”（《〈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实际是在继续探索知识分子于激烈的社会变动中的“艰难的选择”的命题，将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的远处深处，以求得更多的历史参照。至于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在他看来，“自我／个人、社会／国家／民族、宇宙／自然等几组关系，构成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基本框架”。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核心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不管怎样，诸如此类的研究终究远远超越了现代文学学科的范围，已经属于其他学科的课题了。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既受到呆板狭窄的学科分类的束缚，从一时一地的具体任务到终其一生的职业工作，又都由行政性的统一计划分派决定，在专业的分工上很少有越雷池一步的；那么如今的这些学者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才能、志趣、积累作出选择，突破学科的壁垒，驰骋于广阔的学术园地上，各人的潜能也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也已经不仅仅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了。从个人的学术分工到研究工作的整体格局，都因此出现了重要变化；而且，如今才是个开始，沿着这一方向，今后还会有更为广泛深刻的进展。
王晓明说他自信：“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在中国学术的长途中刻下自己的脚印，它们将足够醒目，使后来者即便另觅他途，也还要走近来看上一眼。”这是个切实的自我估计。从这套《文存》中，我就看到了他们近20年来可喜的研究成果，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迈向新世纪的坚实步伐！
高天如（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袁毓林自选集》、《申小龙自选集》、《游汝杰自选集》，作为《跨世纪学人文存》的三种语言学著作，新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这是值得庆贺的事。这些经由作者自选出的论文，不单是他们的精品，而且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语言学进步的标志性成果。
尽管选集所辑的文章，只是三位作者多量著述的一部分，而他们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旨趣，在各自的选集中，却已有较充分的表达。其中一些原创性的研究所得，事实上又成了他们学术发展或后出成果的支撑点。因而，这三种选集，对于了解相关的学术背景，研究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学变迁，也是有代表性的。就我粗略的阅读，已经感悟到，他们基于开拓进取、革故鼎新所达到的学术进步。这就是：袁毓林关于以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为目标的汉语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研究，不但提出了名词配价和谓词隐含分析法，而且以其“形式化表示”的独特手法，适应了汉语科技应用新时代的现实需要。申小龙关于理论语言学、语法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修辞学等论题的研究，全方位反映了他的以汉语人文特点为基准的文化语言学新论的内蕴。游汝杰关于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兼纳历史比较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描写、解释汉语，开辟了语言与文化结合研究的新途径。
自本世纪30年代末开展“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以来，我国语言学界有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即建构切合汉语实际的语言理论体系，以期更完善地为汉语实践服务。对此，三位作者没有“临渊羡鱼”，而是“退而结网”，辛勤耕耘在各自的学术园地里。他们的学术创新，是建立在研究实践的柱石之上的。如：游汝杰1985年创拟“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时，他已与周振鹤合作完成《方言与中国文化》书稿（1986年出版）。申小龙所创建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汉语句型体系，是在他的硕士论文《〈左传〉主题句研究》（1986年发表）和博士论文《中国句型文化》（1988年出版）的写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袁毓林面向计算机的认知语法和配价语法的开拓性研究，亦表明具有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坚实基础，并著有《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一书（1998年出版）。
诚然，他们的著述，并非完美无缺，抑或有所不足，而首要的是，他们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新贡献。就以至今朝气不减的文化语言学热为例，与学业之盛伴随而来的是论难之烈，然而“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引自邵敬敏《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我们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本丛书德高望重的顾问们。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他们殚精竭虑，把握学术的前沿，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优质而又装帧精美的大型人文科学丛书。仍感不满足的是，入选的作者似乎偏少。1994年推出的“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是十种。环顾当今语言学界，也还存在能合入选条件而未有“自选集”的新一代学人佼佼者。
牟钟鉴（著名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推出当今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文学者的自选集，眼光远大，气魄非凡，替新人新作鸣锣开道，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中国哲学方面，该社出版了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和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的自选集，可谓择人得当，深孚众望。二位教授成长于艰难之时，治学于改革之秋，经受名师指点，以其出众的才华，不息的拼搏，终于在中西文化交会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同时代学者群的佼佼者，老者重之，少者慕之，在学术界拥有众多的读者和广泛的影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比他俩痴长几岁，却知道自己生性迟拙，不堪大用，每每怀着敬佩的心情读他们的书和文章，认真从中吸取智慧和营养，由此变得比以往要聪明一些；也时常因此而心怀喜悦，自谓中国学术界英才辈出，后来居上，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他们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首先是得力于扎实的学术功底。陈来教授专精于宋明理学，对于朱子学与阳明学有着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诠释，独立发明之处颇多。郭齐勇教授专精于中国现代哲学，对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马一浮、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20世纪的思想家有着深湛的分析和理解，得其精髓，发其未至，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基础。这方面内容在自选集里都有较集中的体现。此其一。他们循着老一辈学者开辟的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道路，继续为中国哲学开拓前进，在重新诠释和评价传统哲学的同时，广泛吸纳西方哲学最新成果，拒斥全盘西化论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倡导双重反省和互为参照；对于哲学遗产的态度，既超越传统，又超越反传统，把传统与现代性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表现出他们思想的成熟。此其二。他们具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意识，即理性、平等、开放、多元、宽容的意识，对于文化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于古今中外各个学派的各种学说，都给予历史的说明和同情的理解，承认其相对的合理性，又在综合考察中给予恰如其分的评判，化解对立，促进沟通。此其三。他们不囿成说，努力创新，在分析和概括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理念新模式，启人思路，发人深省。例如陈来教授将古代文化分为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三阶段，很具创意性，引起学界极大兴趣。郭齐勇教授关于文化学内核的构架及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论说，乃发前人之未发，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是重大的。此其四。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心系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胸怀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遇到的诸多挑战，勇敢担起哲学与文化继往开来的重任，不拘守，不趋时，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事于学术根基的建设，把文化理想寄托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所以他们的文章容易与读者发生共鸣。当然二人的风格是不同的，陈来教授是智者型的学者，郭齐勇教授是仁者型的学者，但都忧以天下，关切人生。此其五。
陈、郭二位教授的自选集当然不能反映他们学术成就的全貌，但是可以表现他们的基本学术理念、思想进路和学问风格。精彩的论文要胜过杂沓的专著，其价值不可低估。尤其是经过作者自选的论文，肯定是作者最看重的篇章。这些文章分散在各种报刊及论著里，不易查找，如今集为一册，珠玉满书，馨香透纸，连而读之，畅快无比，无疑是一种很高的精神享受。
人文学术研究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畅通依赖于学术文化的深厚积累。没有学术的文化运动是没有根基和后续力的。所以人文学术的深入开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重建关系最大。我认为陈、郭二位教授的学术研究代表着人文学术的一种健康的方向，理应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较高的评价。我相信我的感受会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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